《金瓶梅词话》(此后通常简称《词话》)成书于16世纪末，首次刊行于年。它设置在北宋时期，以一位毫无来历的商人西门庆为主角，在前所未见的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画卷的背景上，讲述了他从发迹变泰到自我毁灭的个人史和家庭史。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叙述方式而言，《词话》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章回小说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。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：这部长达百回的里程碑式的章回巨制，并非自成一体、独立成篇的作品，而是从《水浒传》的母本中衍生而来的。尤其是小说的开篇十回，出自《水浒传》第23回至26回武松打虎和杀嫂复仇等情节，也由此引出了《词话》的主角西门庆和潘金莲。可以说，《词话》正是依附在《水浒传》之上，并以它为起点和基本素材来启动自身叙述的。没有《水浒传》，一部《金瓶梅词话》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。

众所周知，《水浒传》是章回小说中英雄传奇叙述的奠基之作。它源出史传，又历经说书传统的洗礼，以大于生活的传奇人物为主角，叙述了他们个人的江湖历险、聚义山林和疆场征伐，因此与朝代的兴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。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，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词话》都绝少相似之处，更难以相提并论。然而问题正在于：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划时代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为什么偏偏从《水浒传》脱胎而来？不仅如此，在《词话》中，《水浒传》自始至终，如影随形，这一现象应该如何来描述和理解？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？对于把握章回小说的特性及其在晚明时期的历史发展，又有怎样的启示？本文试图从这里着手，寻找进入《词话》的新途径，并探索它在小说叙述方面的创新，以及它在小说史上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性。

虚构、置换与双关：从李外传谈起

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开篇出自《水浒传》的第23至26回，即以武松为主角的所谓“武十回”的开头部分。《水浒传》也写到西门庆和潘金莲，但他们都是配角，并很快就成了武松的刀下鬼。他们两人的故事因此变成了一段有头无尾的插曲，而且以死亡的名义，打上了一个句号。有趣儿的是，《词话》偏偏从这里开始它的叙述。它颠倒了人物关系，把武松变成了一个过渡性的线索人物，用来引介西门庆和潘金莲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武松在复仇的关键时刻，失手误杀了别人。西门庆和潘金莲奇迹般侥幸生还，一部《词话》才因此成为可能。由此看来，武松失手的片刻构成了从《水浒传》到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一个转捩点，也提示了进入《词话》的必经门径，值得认真细读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第9回，写武松状告西门庆和潘金莲未果，径自找寻西门庆厮打。西门庆正在酒楼上与县里的皂隶李外传一起饮酒，见武松现身，便情急脱逃。武松错失良机，迁怒李外传，将他从前窗抛到了街心，“跌得个半死”。武松追下楼来，“兜裆又是两脚，呜呼哀哉，断气身亡”。最有意思的是在场众人的反应：

众人道：“都头，此人不是西门庆，错打了他”。武二道：“我问他，如何不说，我所以打他。原来不经打，就死了”。……此时轰动了狮子街，闹了清河县，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，多说：“西门庆不当死，不知走的那里去了，却拿这个人来顶缸”。

所谓“错打了他”，“西门庆不当死”，虽出自众人之口，听上去却如同叙述者在说话。而“拿这个人来顶缸”，又点明了小说偷梁换柱的替换手法。《水浒传》中并无李外传其人，西门庆坐在酒楼阁子的主位，“对面一个坐着客席”，生药铺的主管称他是西门庆的“一个相识”，酒保管他叫“财主”，但也只是“一个一般的财主”。总之，他无名无姓，也无关紧要。武松追至酒楼，当即斗杀西门庆，跟这位财主相识毫不相干。但《词话》恰恰是在这个人物身上，大做了一番手脚，不仅将他的身份确定为衙门皂隶，而且坐实名姓，把他牵扯进武松的案子，最终替西门庆去死。《水浒传》写西门庆“头在下，脚在上，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，跌得个发昏”。在《词话》作者的笔下，躺在那里的不再是西门庆，而变成了他的替身李外传。

但是，李外传之死对《金瓶梅词话》有起死回生之功：不仅西门庆金蝉脱壳，潘金莲也得以刀下幸还，而武松却因杀人获罪，被充配孟州，打入牢城。《词话》由此确保了它的主人公的性命，并且暂时消除了武松的威胁，终于如愿以偿地展开叙述。

不仅李外传的情节设计别具匠心，他的名字也另有所指。小说第9回解释道:

且说西门庆，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———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，往来听声气儿撰钱使。若有两家告状的，他便卖串儿；或是官吏打点，他便两下里打背公，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，叫做李外传。那日见知县回出武松状子，讨得这个消息，要来回报西门庆知道：武二告状不行。一面西门庆让他在酒楼上饮酒，把五两银子送他。

对李外传的这一段介绍采用了插入语的形式，粗暴地将“且说”一句拦腰截断。就这半句话，直到介绍完毕，也没补上。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十分罕见，与《水浒传》的原文相比较，显然留下了《词话》作者强行介入的痕迹，也迫使读者中断阅读的连续性而给予额外的注意。那么，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？

据叙述者说，李外传不过是一个诨名，原名不详，想来也不重要。在《金瓶梅词话》中，除去来自《水浒传》和典出史传的人物，人名大多出自作者的杜撰，而且正如所有的诨名，也都别有寓意。如西门庆的十兄弟当中，吴典恩，谐音为无点恩；卜志道，犹言不知道；常时节，即常时借，而且有借无还；应伯爵，即白嚼人，兼有耍嘴皮和白吃白喝的意思；云离守，又作云里手，言其好顺走别人的东西，犹言“看不见的手”，都是绝妙的双关用法。白来抢，索性就是大白话，无须解释。花子虚，暗示此人本不存在，或不久于人世，正像蒋竹山，即将被逐散一样。《词话》沉溺于从谐音词到拆字法等各色各样的语言游戏，花样百出，乐此不疲。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来看，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，都堪称史无前例，因此也在小说史上，划出了一道新的分水岭。

同样利用了双关谐音，李外传这个诨名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法，或暗示这一人物的行为方式，或揭示小说叙述的形式特征和修辞手段：一是“里外传”，奔走于衙门内外，通风报信，也因此承担了传递消息、制造事端、聚集人物和勾连情节等小说叙述的多重功能。事实上，传话正是《词话》构造日常生活叙述中“人物场域”的关键手段。而这一手段在小说此后部分中的重要性，已经通过这一人物的命名而做出了响亮的预告。二是“里外赚”，身为衙役，他吃了原告吃被告，上下其手，里外通吃。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往来于衙门、行院与富家子弟之间，“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”，或“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，在院中顽耍”，与李外传这样的人物里应外合，狼狈为奸，属于同一个小说世界。其三，除了谐音之外，“传”字也可读成“传记”的“传”，因此又衍生出另外一个双关语，即“里外传”，也就是一个文体的命名，与《词话》的自我定义密不可分。

传分内外，自古而然。《黄帝内传》、《汉武内传》和《飞燕外传》，皆其例也。晁公武在《郡斋读书志》中将《黄帝内传》列在史部传记类：

《艺文志》以书之记国政得失、人事美恶，其大者类为杂史，其余则属之小说，然其间或论一事、著一人者，附於杂史、小说皆未安，故又为传记类。

在前人的著录中，内传和外传往往都被视为小说家言，虽然有时也列于杂史和传记类，但不入史部主流。那么，内传与外传的区别何在呢？为正史之外的人物立传，或在正史之外作传，且广收逸事传闻者，通常称外传。此外，古人解经也有内外传之说，诠释经义者称内传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韩内传》，为韩婴解《诗》之作，《左传》又称《春秋内传》。而博引事例，推衍本义，则为外传，如《韩诗外传》或《韩外传》。称《国语》为外传，亦与此同理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外传犹言外编，与内编相对而言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李外传，毕竟不等同于内外传，但借助这个虚构人物，并且以“传”为名，在小说内部暗示了一个里外的分野，却别有一番寓意。其曰外传，正是相对《水浒传》而言，因为李外传这一人物是在“外传”的名目下被虚构出来的。只有在《词话》中，武松才遭遇了李外传，但他们却属于不同的小说文本：武松来自《水浒传》内部，是“内传”中人，而“李外传”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“外传”人物，或者说是一部《水浒》“外编”中人。关于他的叙述，既不见于“内传”，也有异于“内传”。

由此而言，尽管《水浒传》仍多少承袭了史传传统，《金瓶梅词话》则非“外传”或“外编”莫属了：首先，李外传这样一个里外串联的衙吏形象，原本不见经传，微不足道，但在“外传”或“外编”这里，却变得举足轻重，不可或缺。其次，与《水浒传》相对照，《词话》一方面无事生非，杜撰了李外传及其无可理喻的意外死亡──一个虚构的符号，应运而生，又随手被抹掉；另一方面起死回生，让西门庆和潘金莲得以侥幸完成他们的故事。正是由于这一生一死和死而复生，才成全了一部《金瓶梅词话》。不难看出，《词话》专在《水浒传》山穷水尽之处做文章。它之所以能绝处逢生，凭仗的正是坐实凿虚、无中生有的外传笔法。而李外传恰好为《词话》设置了这样一个小说虚构的起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后出的崇祯本《金瓶梅》对《金瓶梅词话》如此公然的虚构陈述感到不安，在“此时轰动了狮子街，闹了清河县”后，特意写道：“街上议论的人，不计其数。却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，倒都说是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。”对崇祯本的这一改动有不同的理解：崇祯本旁评曰：“脱卸得妙。”清初评者张竹坡批曰：“为《水浒》留地步也。”张竹坡又在第九回的回前评中指出：

故下文武二文字中，将李外传替死，自是必然之法。又恐与《水浒》相左，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，乃于结处止用一“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”，遂使《水浒》文字，绝不碍手。妙绝，妙绝。

从表面上看，崇祯本承袭《词话》而来，但又为《水浒传》打了一个圆场，犹言西门庆之死也“聊备一说”。但实际上，它在跟《水浒传》较劲儿，一口咬定西门庆的这两个不同结局，自有真假对错之别。所以，张竹坡的上述解释并不到位。在崇祯本的叙述者看来，西门之死出自“街上议论”，未经核实，以讹传讹，因为众人都“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”。我们从《水浒传》中读到的这一说法，自然也就属于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的小说家言。相比之下，只有李外传之死，才是唯一真实可靠的说法。可见，崇祯本仍然坚守史传的“征实”策略，以真理陈述为依据，并由此来确认其小说叙述自身的权威性。

实际上，崇祯本《金瓶梅》不仅要在与《水浒传》的较量中占上风，也尽可能跟《金瓶梅词话》拉开距离。它沿用了《词话》中的李外传一名，却未解其意；它的“征实”陈述，与《词话》以“外传”自居的姿态更是大异其趣。《词话》通过观众之口说西门庆不当死，讲的是“应然”之理，而李外传之死不过是替西门“顶缸”的小说虚构的替换修辞而已。崇祯本把“却拿这个人来顶缸”这句话给删去了，因为依照史传叙述的“征实”标准来看，此说不仅画蛇添足，而且根本就是自作聪明，有不打自招、授人以柄之嫌。《词话》不乏机智的虚构设置和暗示，到了崇祯本那里，就变成了问题的所在，务必纠正克服而后快。崇祯本与《词话》本的分野，由此可见一端了。

除去利用置换修辞而有意虚构杜撰之外，《金瓶梅词话》还假借李外传这一命名，暗示小说自此转入了由双关语和谐音词所组成的隐喻性的叙述世界。它提醒读者注意，从《水浒传》衍生出来，而又自立其外并与之分庭抗礼的《词话》，是一个精密、复杂的语言建构，必须通过双关谐音等方式来破译它的语言密码，揭示它的深层寓意。这正是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奥秘之一：它令人惊异的智性机巧，隐含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文字象喻的细致安排当中，因此也无法用“写实主义”或“现实主义”一言以蔽之。